陈建华:民国初期周瘦鹃的心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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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瘦鹃自1911年发表《落花怨》与《爱之花》起开始英语 英语 了他的文学生涯,此后五六年间写了一点“哀情”小说,多半属于第一人称的心理叙事。在考察与哪几种小说生产有关的社会思想氛围、文学类型的内在流变及文学史上的意义,按理首先得提供两个 背景时,却虽然棘手。因为之一是近年来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研究方兴未艾,已发觉其思想与文学的潮流极其复杂性性,还难以绘制一幅完整性清晰的地图。本文就徐枕亚与周瘦鹃的关系,在革命与改良、复古与西化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的脉络中说明两者的不同之处,兼及“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的称谓大问提,就教于这方面研究的方家。

  一、 革命与改良、复古与西化

  文学史上一点事件的地处看似突兀,无可理喻,细究之有其深刻的因为,而历史在场与我们都歌词 儿儿的预设之间充满了吊诡,徐枕亚的《玉梨魂》即为一例。1912年这部小说在《民权报》上开始英语 英语 连载,次年以单行本出版,迅即风靡一时,很久只是断再版,1924年还被搬上银幕。现在文学史家视之为近现代文学经典之一, 其文学价值经受了时间的磨洗。夏志清先生认为它继承了中国“感伤-情色”文学传统,且浸润于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潮流,遂成为当时文坛上一朵奇葩。夏先生认为“五四”之前 ,白话创作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遂使你是什么抒情传统难以为继,颇生空前绝后的感喟。 然而尽管《玉梨魂》风靡一时,自193000年代以来徐枕亚那一派在文学史上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恶名而遭到排斥,固是意识底部形态之故,但不免可怪的是在当时民初的文坛,徐氏不仅遭到新派的抨击,也受到来自旧派的訾议,颇富历史的吊诡与误会。

  20世纪初梁启超倡言“小说界革命”,震耳发聩,群山呼应,短短数年间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新小说”少量涌现,在唤醒革命意识、建构国族想象方面厥功甚伟。然而曾几好久,梁氏在1915年发表《告小说家》一文, 严厉批评当时小说界粗制滥造,恶俗不堪,显然主次了他的藉小说救亡启蒙、改造国民灵魂的初衷。他一阵一阵指出当时最为流行的“侦探”、“言情”两类,起了“诲淫”、“诲盗”的作用。虽然文中这样 明指具体作者,但揆之当日的小说界,徐枕亚那一派的言情小说可说是如日中天。像《玉梨魂》中梨娘与梦霞之间的感情的语录恪守“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训诫,然而对两人的惨情极渲染之能事,四种 生活程度上感情的语录的过度表达也可视为“诲淫”。 当日梁氏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两个 重要法律最好的办法是在西方名公贤达无不重视小说,他此人 也带头翻译外国小说,竭力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另一点未必要提倡小说,暗含“群治”即大众启蒙的议程,与此相应的是“言文合一”的要求。 徐枕亚那一派使用文言、甚至骈文来写小说,显然背道而驰,事实上在《玉梨魂》取得成功之前 ,徐氏把它改写成《雪鸿泪史》,一般认为思想上是个退步。如另两个 有个梨娘装扮成西洋女子的细节,暗示她是个新派的女子,但在改作中你是什么细节就添加了。

  不管为什么我么我会么会说,从四种 生活后设的观点看,《玉梨魂》的象征性无可取代,即形式上为“新小说”确立了至尊地位。当初梁启超声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时,只是个空洞的口号。小说要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还得由小说创作实践来证明。“新小说”在哪里?他把《水浒》、《红楼》说得一无是处,言下之意可以了向外国去学。但徐枕亚这样 走这条路,却从本土的文学库藏中调动了抒情传统,甚至运用被认为是最具美学的骈文,因此是迥异于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不折不扣是一部“新小说”。你是什么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语言深度图看,不仅凌越于《水浒》、《红楼》之上,且陈仓暗渡,擒贼擒王,颠覆了诗文的正宗地位。

  此后关于“小说”、“文章”或“文学”的正名之争遂告一段落,为“五四”所排定的以小说为首的文类秩序铺平了道路。尽管读者喜爱,不久徐枕亚受到新文学的攻击,被贴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甚至像包天笑、周瘦鹃等“旧派”作家也与之切割。否定的法律最好的办法不同,但无论激进与渐进,都受到四种 生活推进文学现代化的集体意识的驱使。

  我们都歌词 儿说须对“新小说”的身份转型略作回顾,从中国近代小说兴起的一刻,1895年傅兰雅在《申报》发起小说竞赛启动了小说的本土任务, 将对思想和社会运动发挥无尽的潜力。1897年严复、夏曾佑也预言了小说时代的来临,而在世界历史的普世语境中强调儿女英雄的“公性情”,则把“爱欲与文明”作为小说的不竭主题。 同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似乎提供了两个 例证,其“伤感”的社会效应,到民国初年仍在发酵,事实上在皇纲解体、价值真空之际,“伤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想象一起去体”的基础,也是酝酿“革命”的火药桶。

  哪几种小说语录与实践拉开了近代文学之幕,预演了小说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的使命,在狂想的交响中,混杂着大众欲望的诉求,且从一开始英语 英语 就展示其拥抱世界的姿态。林纾的少量翻译扮演了两个 不无诡异的媒婆角色,一方面借重古文来拔高小说的地位,此人 面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文学展示了现代世故人情,加之他一番价值意义的阐释,哪几种异域男女的浪漫与勇敢,使国人相形之下自觉形惭,直至1920年代还有言情创作不如翻译的论调。

  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多半属于傅兰雅的谱系,开展之前 太快在改良派内内外部引起批评。针对梁把“旧小说”看作“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说法,有的认为《水浒传》是“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或一致推崇《红楼梦》,视之为不世出之“奇书”。 通过哪几种现代诠释,调整了“新小说”与小说传统的关系。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 以亚里斯多德、叔本华的哲学来肯定《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对于这部伟大杰作遂排息众议。他引入“悲剧”观念旨在弥补中国“乐天”传统的地处问题,成为文学现代性标志之一,民初时期戏剧、文学中“哀情”大为流行,与王氏的鼓吹当有关系。《红楼梦评论》提供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把传统融入普世价值的范式。次年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声称东西洋民族具同样的感情的语录,文学家应当“取小说之力,与夫情之一脉,沟而通之”。 此文阐述感情的语录的普世性,与王国维的论述法律最好的办法殊途同归;且在为言情小说正名时,强调感情的语录表现应当受到“新社会”的道德约束。

  感情的语录地处小说舞台中心已成共识,大问提是如可表现。紧接着1906年再次出显了吴趼人的《恨海》和符霖的《禽海石》――晚清言情小说的“双璧”。 它们在理论上各有阐述。符霖抨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认为你是什么“无情无义”的传统习俗根源于孟老夫子的理论。吴趼人不无诡谲地重申了“情”的儒家伦理,所谓“忠孝大节无也有从情字生出来的”,不然像那种“儿女私情”就可以了叫做“痴”、叫做“魔”,完也有应当排斥的。 吴趼人不像符霖这样 激烈攻击传统,却预示了言情小说的现代境遇及其对于民族国家建构所肩负的道义责任,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几乎成为大多数民国小说作家的金科玉律。

  文艺创作中悲剧和言情一路领先,至民初更再次出显情潮泛滥的文化氛围,《玉梨魂》应运而生。虽然以古文写小说你是什么点也是沿着林纾的路子,但与借助外来文化的翻译不同, 它彷佛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骈文”更使之暗含“中国制造”的标记。的确这从不个别大问提,如民国初年“文言小说”的“奇景”已为学者关注, 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代表其巅峰的《玉梨魂》在思想上另有“复古”的渊源。

  20世纪初革命、改良的论战如火如荼,学界与文坛对于“文学”、“小说”等观念也众说纷纭,折射出对于未来中国文学文化秩序的各种想象。如革命派、立宪派、虚无主义等竞相争鸣,有学者以“五大思潮闹报坛”来形容当时的思想界,并指出两个 “奇特的大问提”即“一方面鼓吹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此人 面竭力鼓吹复兴古学”。 其中堪称中坚的当然是以章太炎为首的那一派,既以“光复”为宗旨,政治上排满,文化上要发扬汉学,自有其内在逻辑,更何况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所谓“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影响于国家之存灭。” 把国学当做国家的命脉,体现在语言大问提上,章氏力斥吴稚晖提倡“世界语”, 所捍卫的更是汉文化的根本。章氏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至巨,其门下如周氏兄弟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

  复古与西化是互为辩证的,正如主张“全盘西化”者只是免传统思维法律最好的办法。学者指出章太炎的“复兴古学”论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投影,既主张“雅化”,也有“随俗”的一面,由是决定了他对小说与白话的开明态度。 且不说章氏的复杂性性, 鲁迅此人 坦承那时的“复古倾向”, 却突出表现了复古与西化之间的张力。我们都歌词 儿儿看他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在古奥的文字中间蕴积着他对印欧语系的文学――从柏拉图到《罗摩衍那》、拿破仑到拜伦、尼采到果戈里――的认识,其丰富程度令人吃惊。 同样为“求新声于异邦”,他还与周作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确虽然当时影响甚微。

  徐枕亚与章门这样 关系,但在反满复古思潮的笼罩之中。虽然复古派中不乏崇尚魏晋风度的, 其中刘师培就竭力鼓吹“骈文”为“文章正宗”, 《玉梨魂》正是你是什么文学“国粹”的体现,在小说最后何梦霞投身于武昌之役,捐躯疆场,从不等闲一笔,实即作者“革命”身份的浮现。在袁世凯专政期间,徐枕亚所服务的《民权报》是反袁的急先锋。然而首先给徐氏戴上“鸳鸯蝴蝶派”帽子的周作人、钱玄同等,正是章门弟子。1918年7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指斥“《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再次出显在现代的空气以外”。 1918年1月钱玄同《“黑幕”书》一文中将“黑幕”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并列,认为同类小说自1914年起恰值政府厉行复古政策,于是骈文的旧诗词盛行起来。 1919年1月周作人又发表《论“黑幕”》一文:“到了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我们都歌词 儿儿卷起袖子,来作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

  接二连三地把《玉梨魂》与袁政府的“复古”联系起来,且出自章门一脉,哪几个一阵一阵集体无意识。虽然袁世凯复古尊孔,很大程度上拜赐于“复古”社会思潮,当日的“国粹”派严复仍参与其中,这对于章氏一派更难以接受。一年多之前 《新青年》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两文表明文学“改良”与“革命”的分野;胡文写于大洋彼岸,犹如隔岸观火,陈文则揭示了在地政治性。所谓“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似乎重拾了世纪初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但在袁世凯复古尊孔的语境里重新界定“革命”,遂与“新兴、进化”接下不解之缘,从此也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而“传统”与“旧”相连,在理论上被抛弃了合法性。陈独秀总结以往“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等于在算总账,从慈禧到袁世凯,革命皆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途,希望与幻灭循环无已,思及深处,结论是要连根铲除“孔家店”,非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不可,而“以鲜血洗净旧污”则给传统意义的暴力革命留下了伏笔,所谓五四激进主义即肇源于此。

  在现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报刊印刷文化相促相成,思想分析离不开具体人脉、传媒机制与各种文化资本的运作。《新青年》得到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加盟,“文学革命”如虎添翼。此时周作人说《玉梨魂》“更古旧得厉害,好像再次出显在现代的空气以外”,钱玄同也指责说:“清未亡时,国人尚有革新的思想,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时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听上去相当“现代”,应当说两人在思想上因为作了一番调整。章门子弟中复古的程度不同,当钱玄同一再找鲁迅,要拉他入伙,那时鲁迅还在绍兴会馆里抄六朝古碑,的确鲁迅的复古陷得较深,却能直面此人 ,如《狂人日记》一旦出手,便直捣“孔家店”老巢,从内里杀出来,就比别人更激烈。

  把“鸳鸯蝴蝶派”、“黑幕”与政治“复古”拉扯在一起去,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却体现了《新青年》的反传统逻辑。《玉梨魂》与“黑幕”小说的一起去点在于文化本位的倾向,与《新青年》所张扬的“欧洲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实际上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因此钱玄同的《“黑幕”书》和周作人《论“黑幕”》多半是借题发挥。这样 密切配合陈独秀,在鲁迅只是例外,用《呐喊?自序》语录:“既然是呐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299.html 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